1935年1月，在危急时期召开的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教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教员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此时中央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包括五名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毛泽东，党中央总书记实际上由张闻天担任，这便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领导核心。

此时的刘少奇仅仅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连正式的委员都不是，虽然他也处于党内领导岗位上，但是排名却在十几名开外，名不见经传。

而从刘少奇担任的职务来看他在党内也长期负责工会工作，并不是说工会工作不重要，共产党最开始也是从做工人运动起家的，但是从1927年开始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城市转向农村，大张旗鼓的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农村革命根据地一般都是在小县城、偏远的乡镇、农村，不像北上广，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型工厂，产业工人数量极少，虽然刘少奇在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仍然负责工会工作，担任中华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但是组织的所谓工人大部分已经不是产业工人，而是小商贩、手艺人、苦力、裁缝、剃头匠、木匠文化政治水平较低的群体。

再者三十年代战争是主旋律，许多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崛起，积累了显赫的战功，比如像教员、彭德怀、林彪、陈毅、李先念等等，刘少奇却并未在军队中任职，只是在长征时期短暂的担任过红八军团中央代表，参与红八军团的领导工作，红八军团又是长征前仓促组建的新军团，全都是中央苏区后期新入伍的新兵，不久就被打残取消了番号并入红五军团，他又改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并没有机会积累战功，因此从1927年中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刘少奇虽然一度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但是所从事的工作并没有那么的突出和耀眼，也不在党内的核心位置上。

即使是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刘少奇仍然继续负责工会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但是当时的陕北苏区也是一穷二白，也没有什么工业和工人，刘少奇在党内所起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

上面简单介绍了刘少奇在大革命失败到长征结束这段时间的经历，是想说明一个情况：随着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从工人转向农民，从工人暴动转向土地革命，刘少奇长期耕耘的工会领域也逐渐的在边缘化，虽然他任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党内地位并不高。

但是仅仅在八年之后1943年3月中央领导机构进行调整，虽然政治局委员要等到中共七大之后再改选，但是此时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基本上因为遵义会议以来的一系列路线斗争已经七零八落了，无法正常履职，实际上只剩下教员一人忙里忙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组建中央书记处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在七大选举新的政治局之前先过渡一下，这个中央书记处就是中央领导核心，党内的一切大事都是由他决定，一切重要的指示都是由他发出。

那么中央书记处有几个人呢？

只有三个，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毛泽东为主席，对书记处所处理的中央日常工作有最后决定权，这比后来中共七大上选出来五大书记（毛、朱、刘、周、任）还要早，这实际上就是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雏形。

不仅如此，在书记处之下还设立了两个核心机关，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

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而众所周知宣传和组织是中共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可见刘少奇在党内已经是仅次于教员的二号人物，掌管两大核心机构之一，参与到党内重大问题的决策之中。

由于当时还是处在战争时期，为了保证党务与各种政策能与军事行动取得更加密切的配合，还决定刘少奇参加军委，并成为军委副主席之一。

同时，为统一各地区工作的领导，还决定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

此时刘少奇已经是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此后二十多年，他一直是党内的二号人物、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教员的接班人，长盛不衰。

那么抗战初期这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长期负责工会工作的边缘人物刘少奇到底立下什么大功？是他一下跃居党内二号人物呢？这与他在抗战初期的两大功绩是分不开的。

发展华北

时间回到1935年12月17日，此时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刚过去不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刚刚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举行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对刘少奇委以重任，任命刘少奇驻北方代表，到华北指导中共北方局工作，并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

这对于刘少奇的职业生涯而言是一个重要转折，意味着他从后方不那么重要的工会工作转而调整到最前线去为党开疆拓土，去给中共打开一片新的局面。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之后，由于通讯联络不畅，又处在国民党军队的持续的封锁和围剿之中，对全国党的分支机构的领导逐渐薄弱，尤其是1934年中央开始长征之后，一度和共产国际以及国内其他中央分局的联络完全中断。

由于中央苏区地处华南腹地，北方的党组织更加难以接受到中央的指令，后来甚至中央也是从报纸上才得知陕北存在根据地和红军。

而在北方除了西北地区党的力量比较强之外，在华北中共还保留了一个河北省委，设立在天津，它同中共中央北方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河北省委就是中共北方局，北方局就是河北省委。12.9运动就是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发动起来的。在河北南部，还有党所领导的规模不大的游击队，也算有些军事基础。

由于北方局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同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对瓦窑堡会议中共战略方针的转变并不了解，而原来王明、博古那一套左倾路线在党内还有很大影响，可以预见到已经定鼎陕北的中共未来的发展方向肯定就是华北的广大区域，包括陕西、山西、绥远、河北、山东，必须派个得力的人过去北方局打打基础。

刘少奇从1928年开始在当时的顺直省委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委工作过一段时间，还担任过满洲省委书记，对北方的情况比较熟，长期的白区工作也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从长征开始又长期跟中央一起行动，对中央战略的转变、组织的变动过程非常清楚，因此派刘少奇去北方局工作最合适不过了。

刘少奇在北方局的工作可以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从1936年初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他以中共驻北方局代表的身份领导中共北方局的工作，这一时期全面的抗日战争还没爆发，他的工作重心对内是整顿党的组织，收拾人心，转变北方局的思想和工作方向，对外就是搞统战了，中央也在西北搞统战，我之前的文章也说过，统战是战略级的军事行动，一度挽救了中共的命运，成功的统战可以改变历史的走向。

北方局与中央一东一西相互呼应，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即将开始的抗战打下基础，也使得处于国民党穷追猛打下的中共获得了新生。

这期间刘少奇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时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党干部主要是30年代初期因北方党组织遭到大破坏而被捕的，到1936年刘少奇到北方局之后还有60多人被关押，这其中就包括了后来党内重要人物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本来党就缺干部尤其缺有北方工作经验的干部，如果能将这批人营救出狱，那可以大大加强中共在北方的力量。

于是刘少奇立即请示中央，积极部署，成功将这批干部营救出狱，后来这批干部果然在中共建立北方抗日根据地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到六十年代这批人中仍有四十人在世，其中有二十二个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职务。当然这件事也导致了六十年的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这里不详细讲这件事。

从七七事变之后一直到1938年10月为第二阶段，由于平津陷落，刘少奇在太原重建北方局，他自己担任北方局书记，这一阶段的党核心任务便是开展华北抗日游击战争。

几乎就在八路军奔赴前线的同时，刘少奇就已经敏锐的把准备并发动游击战争提到北方局任务中十分突出的地位，八路军刚出动打的是运动战，比如1937年9月的平型关大捷便是大型运动战的代表，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到底是打运动战还是游击战当时在党内还存在争议，教员确定的方针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是党内支持打运动战的声音还是比较强。

此时刘少奇已经与教员的思想保持了高度一致，他明确向中央报告：干部及工作重心是集中在乡村组织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快速在北方各省布局，派人到平津、河北、山东、绥远设法与各地方党部联络，指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八路军出动的头三个月主要还是协助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还没有精力腾出手来创建根据地，深入敌占区，如果当时仅依靠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力量，想要快速在各广大乡村开展游击战争肯定是来不及的，但刘少奇很早就开始了华北游击战争的布局，为接下来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打基础。

中共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是有一套模式的，八路军才四万多人，根本不可能深入成千上百的乡村，就算一下子进入某个地区，人生地不熟失败的几率也非常大。一般都是要先在当地发展党组织，打下一定的政治基础，熟悉当地的情况，接着派出军事干部到当地训练游击武装，打下一定的军事基础，再派出主力部队在当地做主心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样才能成功发展壮大，创建根据地。

刘少奇很早就开始在北方各省布局，发展各地党组织，形成强大的中共组织网络，为日后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四大北方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埋下了种子，在主力部队向东推进过程中又不断发展壮大各地的中共组织，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创建华中战略区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逐渐发展和巩固之时，1938年9月到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工作，解决路线争议，而对于刘少奇来说，他的工作岗位也将发生重要改变。

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一个总要决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什么这时要在巩固华北的同时提出发展华中的任务？那是因为随着日本扩大对华侵略，这年10月广州、武汉陆续沦陷，华中、华南大片领土丧失，迫切需要在这些地区放手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中央决定设立中共中原局以加强党对华中工作的领导。

中原局以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原局委员，以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全都归中原局指导。

正相当于创建了华北分公司之后，又来创建华中分公司，而刘就是华中分公司总经理，承担了开辟华中的重任。

刘少奇虽然从延安带了一批干部南下，但是华中干部仍然不足，于是他就举办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和党员训练班，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是党内的理论专家，亲自给这些干部讲课，为开辟华中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干部。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中共在中原地区的力量迅速发展，鄂豫苏边、鄂中、鄂西北、鄂东组织起大小不等的数十支游击队，中原局还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先后派出了14支基干队伍，共计4800余人，以他们为骨干力量，组成了新四军的二师一部、四师和五师，其中部分骨干力量补充到了新四军的三师和七师，中共领导的武装和党员都发展到2万多人。

中原局最重要的贡献是创建了苏北根据地，当时中原局驻地在河南，大力发展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的游击战争，但是下一步像哪个方向发展，中原局内部还存在争议，最后中央决策是向东往江苏的方向发展，一直要发展到海边，就在高级干部思想不统一的时候，刘少奇的思想却与中央保持了高度的一致，1940年2月，中原局发出《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了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方向，解决了困扰华中各级党组织多年的思想路线问题。

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与之相反的是与中原局同时期成立的中共东南局，项英为书记，东南局领导新四军的工作，并辖中共浙江省委、江西省委、福建省委、皖南特委、苏南特委和苏皖特委，势力也很强大，但是项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向敌后发展的措施不力，一直犹犹豫豫没有及时深入敌后，他的路线与中央和中原局一直存在分歧，甚至严令陈毅的江南指挥部不许北渡长江，以免和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结果新四军长期得不到较大的发展，军部也困守皖南，最终遭遇皖南事变。

而刘少奇则与中央的战略思想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对内多次与广大干部谈话，耐心说服，使得中原局广大干部的思想都到统一到中央的战略方针下，这就是领导艺术，为此他也与项英多次发生激烈争论，坚决要求陈毅部渡江北上，协助南下的八路军发展苏北，中原局先是集中精力在皖东创立根据地，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区、乡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皖东根据地作为后面进军苏北的前进基地得到巩固。

皖东根据地建立之后接下来就是继续向东发展，创建苏北根据地，苏北这个地方对于穷困的中共来说真是太重要了，苏北农业、渔业发达、盛产粮、棉、油、盐等重要物资，可以保证中共军队足够的军粮供应，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有了苏北，中共军队就有了发展的本钱，也不用惧怕国民党停发军饷，不给你饭吃，对你各种封锁。

苏北是块香饽饽，日军、国民党军都盯着，创建苏北根据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苏北有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代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十万大军，此外还有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国民党财政部税警总团陈泰运部，国民党在苏北势力非常强大。

鉴于苏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势力远超新四军，1940年3月，刘少奇向中央提出建议派华北八路军精锐至少三个团进军苏北协助作战，中央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制定了开辟苏北根据地的计划，中央命令八路军总部调黄克诚率领344旅以及鲁南部分八路军南下策应苏北根据地的战斗。

黄克诚部南下会合新四军后，中共两万大军云集皖东北，而这些部队来自不同的系统，缺乏统一指挥，但是当时已经没有一位大帅级的人物适合派到华中，于是就暂时由刘少奇指挥，刘少奇就全面负责了华中地区的党政军群全面工作。

八路军南下、新四军北上，南北对进，会师苏北，使得中共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时机成熟，随后经过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终于将苏北的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压了下去，中共在苏北成为最强大的力量，苏北抗日根据地初具雏形，苏北根据地也成为华中最大一块根据地。

但是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如果不巩固苏北根据地，中共在苏北是站不稳脚的，而要巩固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没有政权，中共武装就成了流寇，建立政权、做群众工作正是刘少奇的拿手好戏，他早已有了一个长远的设想。

1940年10月，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黄克诚部与陈毅会合后立即开会研究如何巩固苏北根据地，最后决定从四个方面着手：

1.统战：加强对地方实力派及士绅的统战工作，建立三三制政权；

2.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调动群众的支持中共抗日的积极性；

3.建立地方抗日武装，肃清反动武装参与势力；

4.发展党的工作，争取知识分子及联络友军。

可就在这时，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领导机关及直属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这一消息刘少奇也是最早获知并立刻上报中央，全党全军义愤填膺，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在政治军事上准备大反击，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

此时刘少奇却冷静的分析了敌我形势，建议中央只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全面反攻，这个从实际出发的建议对中央作出处理皖南事变的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与此同时针对国民党诬陷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决定，刘少奇立即致电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并以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新军部成立后，刘少奇将新四军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共九万人，新四军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抗日战场上，使得广大干部战士一扫皖南事变带来的阴霾，刘少奇的积极工作稳定了华中乃至全国的局势。

新四军统一整编后，它的辖区囊括了原来东南局的辖区，东南局也在皖南事变中名存实亡了，于是中央决定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实际上是将整个华中、华南都交给了刘少奇来管理，刘少奇又成了整个华中华南的党政军群一把手，中共一多半的势力由他掌控，麾下有陈毅、粟裕、黄克诚、张云逸等一大批良帅宿将。

稳定了军心民心之后，刘少奇又投入到巩固华中根据地的工作之中，要巩固华中就得充分发动千百万人民群众，要发动群众就要让他们感受大中共带给他们切实的利益，对此刘少奇祭出了他的法宝-减租减息，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华中各个根据地陆续颁布了“二五”减租条例，抽调大批干部组成民运工作队，深入广大农村，大张旗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运动在华中取得了成功，使得中共在各个根据地牢牢扎根，基层组织深入农村，后来他在回延安的时候途经山东又复制了这一经验，解决了山东根据地发展停滞不前的问题。

刘少奇的出色表现得到了中央青睐，开辟华中也再次为中共立下大功， 1942年中央调他回延安参与中央领导工作，教员急切希望刘少奇能回到延安协助他，也对他一路的安全非常关心，生怕出什么意外，多次致电华中局、彭德怀要做好少奇的沿途保卫工作。

刘少奇在返回延安途中又立了一功，1942年的山东抗日根据地虽然有所发展，但是主要领导人之间一直存在各种路线争议，八路军山东纵队与115师也一直无法融合到一起，导致山东根据地的发展没有达到中央的要求，在多次反扫荡战斗中损失较大，于是中央委托刘少奇途径山东的时候顺便去解决这个难题，刘少奇果然不负众望，来到山东分局所在地之后他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先后和山东分局书记朱瑞、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谈话，解决他们的争端，并指出山东根据地因没有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导致群众无法发动起来，山东根据地无法迅速发展扩大这一症结所在，还帮助山东分局纠正了肃反扩大化、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等棘手问题，刘少奇的到来可以说让山东根据地药到病除，从此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开辟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使得中共拥有了广袤的地盘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支持，正规军队人数也发展到100多万，这足可以和教员当初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功绩相媲美，如果说当初开辟井冈山是中共武装力量的发展从0到1的话，那么刘少奇开辟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便是使得中共武装从1到2取得了大发展，厥功甚伟，因此他才能在1943年跃居党内二把手的位置，并且长盛不衰达20多年。